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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波，笔名：黄镛，微信名：文哲。1955年生人，哲学专业本科学历，沈阳建筑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式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创意策划所所长。所撰文章《复兴中华建筑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中国当代古建园林行业影响甚广。近30年间走遍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古建园林和观赏石，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中华赏石文化尤其是对灵璧石的研究有所建树，历年来撰写石铭千余个。
本文为作者于7月7日观象·石界论坛上的讲话文稿
赏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品类中的一种，它必然地具有诸多中华传统文化品类的共性。共性即普遍性，普遍性里必具有恒定的法则。我即从中华传统文化品类共性的角度，粗浅地谈一谈赏石哲学。
一、中华传统文化品类普遍具有“道、术一体”的特征
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如世界的本源、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世界的基本状态等问题的，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哲学”这个名词是近代日本以日本汉文拼成并传播到中国的。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但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中国古代的贤哲们论述“道”，“道”即是指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周易·系辞上》概括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的规律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历代贤哲经过几千年上万年对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及人类自身的精细观察与体验而总结出来的根本性的结论，即事物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或对立统一的两种事物，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在交互作用中发展并生成新的事物的规律。例如雌与雄、寒与热、正与邪、显与隐、刚与柔、进与退、天然与人为、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战争等两个方面，都是这种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天、地、人以及所有物类，都循这一规律运行，不断达于新的平衡。对这种对立统一规律的把握和运用，是方法论。天地与人同道而“天人合一”，事物不断地达于新的平衡而“致中和”，是总体看法，是世界观。
由于中华民族自创立文字以来就一直保持着总结经典传续后人的传统，并注重培育和维护士（知识分子）阶层，历代知识阶层皆以古代经典为精神圭臬，因而“道”的传播深入而广泛，浸润于各个文化品类中。虽然术业各有专攻，中华哲学之“道”却自然而然地成为各品类文化的灵魂。
比如中国医学的古典著作《黄帝内经》，其理念大都来自于《周易》，以阴阳、五行、气、神、象等构成中医理论的基本范畴。所以人们说中医不仅是医术，也是养生哲学、辨证哲学和施治哲学。中医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视角看待健康和疾病，考量人所处环境寒热干湿的变化，考量人的年龄与生存状况，考量人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的关联，具有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格局，因而注重治“未病”，即把合理养生和预防疾病放在首位，而施治时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多是采用天然的物理的方法或天然的药物，扶正祛邪，达于身体内部阴阳平衡，促成健康。正是由于中医以哲学思维统领医术，寓道于术，以术载道，道术一体，才在当今西医极为精密化的时代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还比如中国画，很类似中华哲学的写意表达。中国画的技法中饱蕴阴阳法则，黑白、浓淡、疏密、干湿、刚柔、轻重相辅相成，和谐生境——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画中的人物，大都融于自然山水景物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立或驾驭自然——天人合一、致中和。中国画的山水讲究气韵生动，花鸟鱼虫亦若有所思，以形似兼神似的意象，组合出中华哲学的意境。近代以来，中国画家吸收西方绘画各流派的技艺与画理，使中国画的表现力越来越丰富，但阴阳法则、天人合一、致中和的哲学灵魂依然是中国画的独特风采，缺此，则不成为中国画。
再比如中国的园林，在世界园林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园林灵动而艺术地表现了中华哲学的高雅境界。中国园林尤其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皆遵循明代造园大师计成的造园理念：“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林中叠山理水，小中见大；对景借景，巧夺天工；亭台阁榭，错落有致；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一石一典故，一景一境界，用人工的技艺，立体地组合出山水田园的画意与诗情。这些园林意象所表现的，或儒、或道、或禅、或民俗，而终究都表现着阴阳相辅相成、天人合一、致中和的中国哲学意境。实际上，江南古典园林不只做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层面，悉心观察和体悟这些园林，会发现还有其不可不表的神奇美韵特征，那就是“巧状物灵”。 “巧状物灵”就是用精妙的技艺将景物的精气神儿和灵韵表现出来，江南园林的随墙立石、假山的点睛处、花窗框景等景观小品，多有此类神来之笔，使实物灵动神奇起来。如果从高处俯瞰一座小巧的江南古典园林，整个园林即是灵境。我们用“妙作天工”来涵盖“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妙作天工，巧状物灵”，大概更切近中式园林天人合一、神形相辅的真谛。
列举上述三个例子，旨在提示说中华哲学早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各传统行业，融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用语中常出现中华哲学理念派生的句子，比如“人在做，天在看”“天意不可违”“和气生财”“肝阳上亢，需降降火”等等，但正如《周易》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百姓日用而不知”，即百姓生活在此种文化中，但缺乏对此文化的总体把握和洞悉，因此不知其所以然。
二、中华传统赏石文化始终依循“神与形”、“道与器”的辩证理念而发展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道”是怎样的。那么“道”在哪里呢？《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有形之器内在的规定性的法则，器是道的外在具体表现；道是精神性的无形的，器是物质性的有形的。道因其精妙而被称作神，神的外在表现即为形。道与器、神与形的关系，即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是哲学问究的根本问题，奇石本来是“道器相显”“神形互彰”的，赏石时若达到这样的层面——从“器韵”中发现“道”、从“形韵”中发现“神”——方能将物质与精神有地机统一起来，使物质具有了精气神儿，使精神具有了物质性的表达。如果说人造的上乘园林的美韵是“妙作天工，巧状物灵”，那么，上乘奇石的美韵则是“形显神工，状呈物灵”，而“神工”和“物灵”需要人的“再发现”。
唐代时，赏石理念已比较丰满，小中见大是士大夫们的共识，宰相李德裕《题罗浮石》曰：“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白居易的《太湖石记》云：“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但唐代赏石并未停留在奇石的外形层面，白居易的《爱石十德》中，已将赏石与内心修为联系起来，说赏石可以“澄心无秽恶”。
宋代赏石达于成熟，宋徽宗题名的灵璧石“山高月小”，意境悠远，诗画之韵浓郁。苏轼提出“园无石不秀，斋无石不雅”，已经是认识到奇石具有灵动的神韵。而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期间所绘的《枯木怪石图》，画中的石头已经是有情感有性格的天地间之一灵物。
宋代赏石文化有相当高的成就，比如米芾提出“瘦、透、漏、皱”的赏石评判标准，其美学指向是具体的、有形的，是“形”的层面；而苏轼提出“文而丑”的概念，其美学指向是抽象的、无形的，是“神”的层面。“文”和“丑”，其内涵大矣，可含天文地文人文，可表世丑史丑事丑，触到了“道”的领域。
后世赏石重浑朴、尚古拙，讲究石的气、势、韵，当是受益于苏轼的思想启发，亦即从重形似向重神似升华，从重外在象形向重内在文化升华，因此有禅石、灵石、沧桑混沌之石不断被人青睐。
读历代王侯士夫赏石的诗文，很少有只赞石的外在象形的，从来没有“真象马呀真象马，太象龙啦太象龙”的唏嘘感叹，而是从石的形貌观照到 “虽太仆不雕兮，而神灵克备”，将神与形有机结合起来，塑造“神形互彰”的生机过程，进入“道”的境界。
所以，《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就是说形而上者叫做道，形而下者叫做器，阴阳转化互相裁制叫做变，推演进行叫做通，取此阴阳变通之理施行天下百姓，叫做事业。也就是说，使大众百姓通晓中华哲学的理念去做事，是伟大的事业。
三、中华哲学是赏石文化的生命源泉
正如本文前面论述的那样，中华传统文化品类普遍具有“道、术一体”的特征，即哲学观照与文化品类的个性相融合。保有这个特征，就仍是中华文化品类；丢掉这个特征，就不成为中华文化品类。我们现今开采观赏石的机械能力超越古代数百倍，但许多涉猎观赏石的人的赏石水准停留在“真象马呀真象马”的层面，因此巨量的上乘观赏石被当做水渠石、假山石、草坪石甚至田埂石使用了，这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用灵璧石修大寨田是同类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赏石理论停留在质、形、色、纹、声、瘦、透、漏、皱的“术”的层面、外在层面，就只能是直观的、表层的“观象”；如果我们以中华哲学的大视野赏石，就可“观象悟道”。当然，不是说唯有中华哲学才能悟道，西方哲学、西方美学都有其长处，有其可资借鉴的内容，但悟道是中华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保持这个特点，才有中国艺术的意象和意境，才有中式的美，才有中华赏石的特殊韵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哲学是赏石文化的生命源泉。我们唯有在生命的源泉方面多下功夫，才能促进生命的肌体蓬勃健康，生命的光辉亮耀八方。
本文为作者于7月7日观象·石界论坛上的讲话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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